深圳个人信息调查公司-记者转行当小三劝退师，一单竟能赚30万？

明丽左侧拥抱的女士乃一位大学教授，其夫在从军队退役后，与公司下属发生了婚外关系。在丈夫最终提出离婚之前，夫妻双方已相互冷漠了三年。明丽在处理完相关事宜后，通过赔偿小三一百万元的方式结束了这段婚外情，并成功说服丈夫回归家庭。图源：受访者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凤婷

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自21世纪来临，婚恋相关产业迅猛发展。恋爱培训、虚拟恋爱对象、网络相亲、分手指导师等，涵盖了从相识相知到分手离婚的各个阶段，爱情旅程的每一步都被精心策划、定价并可供购买，由专业人士扮演顾问和智囊的角色，通过婚恋市场进行价值最大化追求。

在21世纪的开端，舒心与两位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维情咨询工作室”。当时，他未曾料到，我国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的婚姻竟然如此不稳定。因此，在接下来的15年间，“婚姻家庭咨询师”这一职业竟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声誉，以及强烈的成就感。

如今，他们拥有一个更为时髦的称号——“小三劝退顾问”。正是由于离婚率的持续攀升，为“小三劝退顾问”们带来了一片广阔的市场空间。

扼住一段向下关系的咽喉

如今，舒心的公司已由“工作室”更名为“国际连锁集团”，为此，他特意将公司注册地选在了香港。公司总部坐落于上海长宁区一栋商务大厦，占据了约1000多平方米的整个楼层，这里更是各类婚姻家庭咨询行业会议的汇聚之地。入口右侧醒目地竖立着六块铜板，上面用鲜艳的红字镌刻着一系列以“国际”、“中国”、“上海”等字眼开头的机构名称，诸如“国际幸福关系研究院上海研究中心”等，尽管这些名称读起来颇为拗口，且鲜有人能确切知晓其研究内容，然而，它们如同一种独特的身份标识，彰显并宣扬着这家企业的江湖地位。

明丽引领《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步入她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站在十八层的落地窗前，眺望着尽收眼底的远处摩天大楼，她首先提及了该地紧邻静安、闵行、徐汇三个区的绝佳区位优势，随后指向远处的塔楼，解释道：“从这里可以望见东方明珠塔——我常在此倾听富婆们的哭泣，为她们排忧解难。”她转身指向办公室角落的黑色皮沙发继续说道。

明丽现年四十六岁，已在婚姻咨询领域辛勤耕耘了将近十五载。她以短发示人，身着简洁的黑白职业装，说话时带着几分上海腔调，兴致高昂时偶尔会穿插几句地道的上海话。作为该婚姻情感诊所的合伙人、首席咨询师，她还肩负着公司各项行政事务的打理。明丽身上散发着上海女性的独特气质，既精明又干练，她的沟通技巧尤为出色，“言辞之间虽不绝对，却能让对方在顺从之外别无选择”。

在投身婚姻咨询行业之前，明丽曾是一名初中教师。她的办公室里，书柜中陈列的除了《围城》等几部知名著作，便是众多关于婚姻与爱情的经典指南。她坦言，这些书籍她都阅读过，从中受益匪浅。她尤其钟爱于从他人的见解中汲取灵感，进而提炼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明丽手持婚姻家庭咨询师一级资格证书，然而，这份证书仅是她踏入职业门槛的凭证。在她眼中，真正的实战经验才是咨询领域至关重要的实际来源。她不倾向于依赖那些仅凭书本知识的人，她认为：“客户关系至为重要，怎能随意将她们作为练习对象。”

明丽对她的客户颇为关心，然而却对她们抱有轻视的态度。在她看来，客户们所遭遇的种种情感困扰，诸如哭泣和自杀的念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没什么严重的，都能解决。”她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轻蔑。

明丽时刻都身处客户的簇拥之中，她手持四部手机，拥有六个不同的号码，全天候保持开机状态。她无暇享受假期，尤其在节假日期间，第三者和原配妻子对丈夫的争夺愈发激烈，她的工作也因此更加繁忙。然而，她乐在其中，享受这种时刻忙碌的“被依赖”感。她将这份工作形容为“握住一段向下发展的命运的咽喉，并创造惊人的转变”。

她对自身专业能力和决策信心十足，对于那些不采纳她意见的“愚钝女性”，她有时会感到愤怒。在采访过程中，客户通过微信发送了一条内容冗长且言辞不佳的消息给其丈夫，对此明丽感到极度不满。她通过语音通话对客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女性从出生起，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去学习如何说话，然而，在漫长的一生中，学会沉默却成为了一项难以掌握的技能。尽管如此，仍有众多女性未能掌握这一本领。”明丽站在办公桌前，来回走动，表情严肃，言辞尖锐，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指责，声音起伏不定，充满抑扬顿挫之感。

她精准把握着每位客户的通话时长与频率，在有限的时间内巧妙地安排诸多事务，甚至能在通话的同时，快速回复微信消息。在采访的间隙，她也不忘浏览微信，与新旧客户保持沟通，无论是交谈还是采访，都已成为她职业本能的一部分。对于该说与不该说，以及何时适度炫耀，她都能毫不犹豫地做出判断。

“小三劝退师”这一职业，唯有富贵人家才能请到的“家庭医生”。其服务对象，多为家产丰厚的豪门贵妇。她们最担忧的是“小三”生育子女，因为“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益，生育子女即意味着家产将被分割”。部分富婆咬牙切齿地对明丽说：“给你几千万甚至一个亿，只要你将她除掉。”这里的“除掉”意味着“杀害”，然而明丽却绝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她只是先进行劝说和安抚。她见过太多“小三”和原配之间的凶残厮杀，早已脱敏。

在这漫长的十几年间，明丽始终是那些婚姻中不幸女性的智囊，她教导她们如何向丈夫发送短信、拨打电话，她与她的顾问团队为女性们提供策略，她们选择以智取胜而非盲目行动或哭泣抱怨。明丽深知男性心理，她向那些妻子们传授，她们的丈夫需要的是尊重、赞美、敬仰、认同和接纳，而非无端争吵和颐指气使。

在婚姻家庭的保卫战中，明丽不轻易被泪水所动摇，她更信赖策略、计谋与智慧。在讨论案例时，“方式方法”是她频繁提及的词汇，然而，对于究竟采用何种具体的方式方法，她却总是选择保持沉默。

天价婚姻保护费

舒心更倾向于将自己称作“婚姻顾问”，不过他也坦言，其职业活动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在婚姻破裂过程中扮演第三方的角色。

二十年前，舒心在《上海法制报》担任专栏记者，专攻婚姻法律与情感咨询。他每周撰写的整版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六年来的职业生涯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在那个时期，他并未料到自己会从事有偿咨询服务。直到有一天，一位来自台岛的女性邀请他进行面对面交流，并在告别时留下了1000元人民币。“在15年前，1000元人民币可是相当宝贵的一笔钱。”

在那次经历中，舒心洞察到了潜在的商机。面对那些发现配偶不忠却仍希望维护婚姻关系的女性，她们往往感到求助无门。舒心注意到，律师的工作仅限于处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心理咨询师则只能提供行为指导，而不具备替咨询者做决定的权利。此外，新婚姻法并不鼓励“捉奸”行为。一旦发生捉奸事件，报警后警察只会进行一番教育批评，并无权力进行干预。婚姻家庭咨询师提供附加服务，这一领域显然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然而目前尚无专业机构提供此类服务。

舒心拥有五部手机，涵盖十个不同城市的电话号码，确保全天候通讯无阻。尽管总部设立于上海，但“劝退小三”的业务已扩散至全国各地。在广东、重庆、深圳、北京、浙江等地尤为突出。舒心每月亲自处理十到二十起案件，并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穿梭于各地。她通常会在某地停留一两天，深入了解情况，为团队布置任务后，便迅速赶往下一个需要应对的“火场”。客户多为40岁左右饱受第三者困扰的家庭。

那些能够使舒心露面的订单，往往都是价格在三十万元以上的“重症”项目。舒心将自家的公司称作婚姻诊所与医院，并将遭受第三者插足的家庭比作“癌症患者”，而患者则是亟待救治的。

委托书内容详尽，清晰列出了三项具体请求：“委托人希望丈夫能立刻解决与第三者的纠葛”、“协助委托人促使第三者终止妊娠”以及“代表委托人与第三者会面，商讨赔偿事宜”。委托书明确标注了服务费用为30万元人民币，并将分四次支付。

在这个涉及“要求小三终止怀孕”的委托案例里，“小三”已怀胎六个月，胎儿发育接近成熟，进行引产存在一定风险。面对记者的提问，舒心显得信心十足，她坚定地表示：“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解决。”

舒心的自信并非无根之木，他并非对所有客户都敞开大门。他会对那些“三无”客户说“不”。这里的“三无”指的是那些缺乏性、爱和利益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男人与家庭并无任何利益关系，也不提供任何帮助，即便他们腰缠万贯，也不会为家庭花费一分钱。然而，一旦他接下了订单并签订了合同，舒心和他的团队便有了九成的信心能确保项目的成功。在舒心提供的数据中，他劝退“小三”并成功修复夫妻感情的比例高达98%。“我们每件事情都要追求结果。”他说。

公司官网每日接待访问量约3000次，同时在线咨询量超过200人次，并促成十余笔交易。通常情况下，线上咨询师会为客户提供大约15分钟的免费咨询服务。若客户需求更深入的评估，则将客户转介给专业线下咨询师。咨询费用根据咨询师资质不同，从1000元至3000元不等，每小时计费。此外，还有按日计费的方式，每日费用在1万至3万元之间。

在经过一到两个小时的咨询，咨询师对咨询者的感情状况有了清晰的把握之后，便会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然而，若咨询者无法自行解决问题，并希望团队介入协助，那么咨询过程将转入“介入”阶段。此时，咨询者需签署之前提到的委托书，并与公司就费用问题进行协商，支付定金。随后，公司的智囊团将着手制定“小三”分离的具体方案，并按照既定步骤逐步执行。该服务的起步费用为5万元，最高费用则没有上限。

“劝退小三”这一市场实际上规模远超人们的预期。根据公布的数据，在过去15年里，该公司通过线上、电话以及实地访问等渠道，已协助超过110万人次解决情感困扰。仅2014年一年，便成功挽救了5316对婚姻，“劝阻婚外情”案例达到6979对，“分离小三”案例有8552个，同时干预了1320起因情感问题而企图自杀的事件。

在选拔咨询师方面，我国尚未制定一套统一且严格的程序，但有一个明确的硬性要求，那就是必须通过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婚姻家庭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考试。

《联合早报》报道称，深圳同样存在一支由具备法律、心理学、婚姻家庭研究等专业背景的成员组成的团队，其服务费用同样不菲。单独咨询的起步价是8000元，而参与具体行动的起始费用则是20万元，若情况较为复杂，所需费用还会相应增加。

在三四线城市，服务费用会有所下降。以安徽合肥为例，单次咨询费用为1000元，而整个案例的咨询费用则从两万元开始。

在中国，几乎各个城市都设有提供此类服务的机构，这些服务通常被称作“婚姻咨询”，然而实际上，它们的主要业务是“劝退小三”。当你在网络上搜索“婚姻咨询”时，会出现超过700条搜索结果，而这些结果几乎都是各个公司的宣传和介绍。

舒心表示，该公司在国内设有59家门店，并拥有297名咨询师。位于上海总部的咨询师办公室中，仅有13张办公桌贴有名牌，供线下咨询师使用。这些咨询师需完成公司为期六个月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上岗后每月收入可达到两三万元。至于高级咨询师，他们的月薪则根据个案提成而定，通常可达五六万元，甚至更高。

舒心打算将公司发展成连锁经营的品牌怎样取证小三，对加盟店征收代理费用，并为他们提供“咨询师”的培训服务，从而构建起一种商业运营体系。

舒心笑着说道：“依现状来看，我这辈子无需再换职业。毕竟，婚姻和情感咨询这一领域，无论何时都不会走向衰败。”

三十六计攻坚战

“劝退师”认为，“劝退小三”并非仅仅是口头说说就能轻易实现。通常情况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往往需要深入小三的日常生活，借助委托人或其它途径，挖掘出她生活中的隐私，找准她道德上的弱点，进而逐步削弱她的地位。

重庆商人吴生（化名）将相识仅三个月的生意伙伴瑜峰引见给他的情人，也就是他学生时代的恋人张华（化名）。他未曾料到，这段正处于甜蜜阶段的婚外情即将遭遇终结。他万万没想到深圳私家侦探收费标准，这位与他相处融洽、关怀备至的朋友瑜峰，竟然是一位专门劝退“小三”的职业人士。

三个月前，吴生的妻子在找到瑜峰时，情绪低落至极。自丈夫参加了一次同学会后，他总在家中无端地找麻烦、疏远自己，两人的感情迅速恶化，以至于丈夫最终搬离了家。夫妻之间陷入了持久的冷战，然而，她并未发现丈夫有出轨的迹象。

瑜峰从业已逾十年，对如何接近目标人物并赢得他们的信赖，他充满自信。通常，结识男性多在酒席之间，这次亦然。经过三个月的饮酒品茗，谈论生意与生活，瑜峰趁机讲述了一个精心准备的故事：“我与一位昔日的女同学产生了感情纠葛，此事被妻子发现，她让我做出抉择，我陷入了两难，内心十分痛苦。”

酒过三巡，吴生在抛砖引玉的交流之后，终于打破了沉默，“兄弟，你我境遇相似。”随后，当吴生答应将他的情人带来与瑜峰见面，瑜峰心中已有把握，这笔交易十有八九能够成交。

瑜峰不仅搜集了情人的不良行为并向吴生透露，而且在与他见面时，在餐桌上通过诸如“离婚后你女儿可能永远都不愿意见你”、“你们俩若继续这样下去，未来将充满艰辛，无法获得祝福”等话语，不断对他进行心理上的暗示。最终，他以兄弟间的情谊，以“我是为你着想，旁观者清”的语气进行安慰，经过一段时间，吴生便逐渐与情人减少了联系。

瑜峰在劝退第三者之后，紧接着开始着手“修复婚姻”。其计划包括让吴生的父亲假装生病以劝和双方、举办家庭聚会并邀请吴生及其妻子参与、以及以朋友的身份在众人面前称赞吴生的妻子。经过五个月的努力，瑜峰与另一位工作人员成功满足了委托人的要求，并按时收到了十几万的费用。

这不过是瑜峰所经手的众多委托事务中较为简单的一个。在处理这类事务时，瑜峰主要运用的是位移、情感转移以及厌恶疗法，这些方法对他来说最为有效。

在另一起事件里，瑜峰率领团队抵达“小三”的故乡，通过故意降低利润做生意来接近“小三”的家人，赢得他们的信任。随后，他冒充“小三”家人的身份与男主角通话，故意挑拨两人关系，致使“小三”对男主角产生反感；与此同时，他还指使工作人员编造自己被男性欺骗，生下无父子女，遭受同龄人欺凌的悲惨故事。多面打击之下，怀孕三个多月的“小三”终于同意流产。

原本未曾考虑向男主角索要经济赔偿的“小三”，在瑜峰的劝导下，最终同意了这一要求。瑜峰成功从委托人手中获得了200万元，随后协助“小三”在深圳创办了一家新公司。通过实施心理策略和情感转移，瑜峰成功地将“小三”的注意力从男主角身上转移开，并扩大了两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进而改变了“小三”的情感依赖。

运用这类隐秘手段，游走于丈夫、正室与“小三”之间的资深顾问常常悄无声息地达成了目的，并且三方都对她表达了感激。作为女性，在与“小三”的交往中，明丽显得更具优势。面对那些被富翁娇宠惯了的女人，她毫不吝啬地花费委托人的钱财，与“小三”一同享受美食、娱乐，甚至日常起居也形影不离，以此来增进女性间的情谊。

明丽陪同记者一同拜访了一位客户的配偶，那位曾因“小三”而坚决主张离婚的大学教授如今已身患重病。而悉心照料他的，正是之前在与“小三”为争夺丈夫而激烈争吵、扭打，最终却仍被法院判决离婚的合法妻子。如今，他们已经正式签署了离婚协议。得知前夫病情严重，原配毅然决然地违背了家人的意愿，亲自前来照料他。与此同时，那位小三，已被明丽巧妙地通过“移位”手段，委托外地的一家公司以高额薪酬聘请，从而离开了上海。

明丽以妻子的朋友身份前去看望病人，轻声细语地提醒那位丈夫要好好休息，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当这场充满演技的探望画上句号，她走在回医院的路上，心情异常激动。“他会不会真的认为我一直在协助他的妻子处理那些所谓的‘小三’问题呢？就算我告诉他，他恐怕也不会轻易相信。”

在出租车内，明丽回想起这份工作给她带来的种种体验，“这份职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格特质。我小时候是个胆小鬼。然而，有一次，我陪同客人待在急诊室整整一夜，八个急诊患者来来往往，有人甚至就在我身旁被推走，但我并未感到恐惧。”明丽不禁感慨，“我究竟有何德何能，那些地位显赫的男士，见到我时都恭恭敬敬地称呼我为‘明老师’。”

“你知道么，有人叫我‘大明神啊’。”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

法律的灰色地带

明丽提到，十年前，当遭遇“小三”时，大多数原配会选择果断离婚。然而，近年来情况有所转变，许多妻子们更倾向于与“小三”展开激烈斗争。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们认为，若再次步入婚姻，婚姻的经营难度将远超首次，并且基本上很难再次结婚。再者，对于稍有成就的男人来说，离婚后迅速步入二婚状态并非难事。

在“小三”劝退师们的案例里，不论结果如何，遭受伤害的总是女性，不论是正室还是所谓的“小三”。男主角们最多不过是损失一些钱财，算是受到了一些表面上的伤害。尽管“小三”劝退师们高举道德的旗帜，宣扬捍卫“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然而他们对于男性的指责却寥寥无几。

刘学林，安徽人氏，名片上赫然印有“安徽省婚姻家庭咨询师协会会长”以及“中国婚姻家庭工作联合会”的头衔。这两个协会分别于2015年5月和2015年1月成立，性质均为民间组织，且结构较为松散。报道中频繁出现“小三劝退师”、“婚姻咨询师”等看似光鲜亮丽的组织名称，然而实际上，这些名称多是在近一两年间应运而生，由圈内人士相互吹捧而形成的“草根协会”。

刘学林的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中年女性，尤其是那些四十岁左右的女性。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她们意识到，在婚恋市场中，四十岁的女性并不具备任何优势。尤其是那些经历过离婚的女性，再次步入婚姻的殿堂的可能性极低。毕竟，“安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已经过去了一半，勉强凑合一下也就这样了。”

遭遇丈夫的不忠，他教导她们学会包容与理解，挖掘问题的根源，将“小三”驱逐出境怎样取证小三，努力挽回丈夫的心。即便丈夫与“小三”已育有子女购置了房产，刘学林仍对原配进行安抚，“孩子你要接纳，终究是丈夫的血脉。若你置之不理，说不定会像韩剧里那样，你的孩子与她孩子的恋情就此终结。再者，若将来需要献血或骨髓移植，或许他们也会派上用场。””刘学林讲述这些时非常严肃，像是从内心就认同这个价值体系。

在家庭暴力、心理疾病或债务问题等极端情况下难以继续共同生活时，刘学林通常倾向于调解夫妻关系。在他看来，离婚对整个家庭都是一种伤害，而选择容忍则意味着妻子需牺牲部分自尊。他经常强调“包容”和“谅解”的重要性，在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中，对于四十岁的女性来说，除了传统的三从四德，还应具备包容丈夫出轨的新品质。

然而，一旦婚姻中出现了所谓的“男小三”，咨询师所宣扬的那套“家庭和谐、孩子健康至上”的教条便不复存在。在刘学林的咨询案例中，他坚信只有那些软弱到无力的男性，才会容忍妻子出轨的行为。归根结底，在他看来，“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权益，坚决反对离婚，她们迫切希望劝退师们想方设法去除“小三”，然而，接受委托的劝退师们往往轻易答应，却往往忽视夫妻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真实的爱情。这种现象与任何一种商业交易并无二致，他们秉持着“顾客至上”的信条。

10月10日举办的一场婚姻咨询师业务论坛上，行业内确立了“小三”劝退师在职业活动中应严守的“三大纪律”与“九项注意”。这些规定涵盖了认真捍卫“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原则，严格保守“二奶”和“小三”的个人信息；同时，禁止对小三进行刺激、欺骗、情感投入或威胁等行为。

民事律师白宇指出，“小三劝退师”这一职业实际上处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模糊地带。作为一种源自民间的职业，现行法律对其并无具体的职业准则。“虽不触犯法律，却违背了规定。”婚姻家庭咨询师虽然拥有婚姻咨询的从业资格，却并未获得允许直接干预委托人及其“小三”日常生活的权限。

白宇提到，所有行为都应恪守法律规范与公共道德规范的双重准则。作为独立的婚姻咨询师，他们的行为若涉及对“小三”身份的故意隐瞒，便构成了欺诈。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欺诈性质的民事行为自始即被视为无效。

由于“小三”的行为本身就与公共道德相悖，即便她们最终揭露了真相，也往往因为身份的尴尬和取证上的困难，难以发起有效的维权行动。“小三劝退师”正是利用了这一法律上的漏洞。

每逢佳节来临，劝退师们会接到一些表达感激的短信，这让他们心情愉悦。然而，短信之外，他们对此家庭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也并不打算去深入了解。